1935年春，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占领遵义城，召开了党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3月15日，红军在贵州省仁怀县（1995年撤县设市）鲁班场与国民党军队激战，未能取胜，随即撤出战斗，于16日经仁怀占领茅台。为了摆脱敌人，红军从茅台渡口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就是被誉为毛泽东军事指挥“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中的三渡。（刘喜发主编《红军长征全史》第一卷《铁流滚滚：红一方面军战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红军在茅台的短暂停留，使得长埋于深山绿水间的茅台酒，与红军和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演绎出了一幕幕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就广为人知，不但见于长征将士的日记、回忆录之中，也见于时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在厂方的宣传材料和后人的敷衍创作中更是屡见不鲜。当然，在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中，也存在着有意无意的曲解与误读，有的是毫无证据的推测之词，有的是故事讲述各方有意识的误解与宣传。

红军长征与茅台酒的故事，是历史地存在的。但在对这段故事的不断讲述中，又有了一些新的意义。对曾亲到过茅台镇、品尝过茅台酒的红军将士来说，这段记忆显得尤其重要。这为后世的故事讲述，准备了故事的“原本”，提供了素材，为“故事”意义的发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用茅台酒疗伤的雕塑

就阅读所及，熊伯涛将军的《茅台酒》一文，或是红军将士中较早系统宣传茅台酒者。其文略长，但十分可读，值得抄录一遍。

鲁班场战斗，军团教导营担任对仁怀及茅台两条大路的警戒。在这当中，除了侦察地形和进行军事教育以外，时常打听茅台酒的消息——特别是没收土豪时，但是所得到的答复常是“没有”，虽然这里离茅台只有五六十里。

鲁班场的战斗未得手，已决定不继续与敌对峙，撤向其他机动地区，与敌周旋。

黄昏前军团来了一封三个“十”字三个“圈”的飞送文件（是命令）：“茅台村于本日到侯敌一个连，教导营并指挥二师侦察连立即出发，限明日拂晓前占领茅台村，并迅速找船只和架桥材料，准备于工兵连到后协同架桥。”

可恨的天气在黄昏时下起大雨来了。在对面看不见人的夜里，部队仍是很紧张的前进。就是有些人打火把电筒，仍然免不了在上山下岭的泥滑路中跌交。“糟糕！跌倒了！哎哟！”“同志！不要紧，明天拿前面的茅台酒来滋补一下！”同志们这样互相安慰着。走了三十里左右，来了命令，一律禁止点火把打电筒，当然更是不断有跌倒的。

大雨泥泞的黑夜，所有人员非常紧张的前进着，于拂晓前赶到了茅台村附近。

啪！啪！啪！枪声响了。在到处“汪汪汪”的狗叫声中，见到一个侦察连战士向连长报告：“报告连长！前面已发现敌人的步哨，我们排长已将敌步哨驱逐，并继续猛追去了。”连长很庄严地说：“快去要排长带这一排人猛追，这两排我立即带着来。”

连长亲率着后面两个排，除派一班人占领茅台后面有工事的阵地外，其余飞也似的突进街中，立即派一部搜索两面房子，主力沿河急奔而下的追去了。

追到十多里后，已消灭该敌之大部，俘获人枪各数十，和枪榴弹筒一，并缴到茅台酒数十瓶，我们毫无伤亡，战士欣然给了我一瓶，我立即开始喝茅台酒了。

此时教导营已在茅台村搜查反动机关和搬运架桥材料，侦察连担任对河下游的警戒。

我们的学员和战士圆满的胜利，在该地群众的慰问中，个个都是兴高采烈，见面就说：“喂！同志，吃茅酒啊！”

“义成老烧房”的主人——是当地有相当反动政治地位的人，听说红军来了，早已逃之夭夭。恰巧我们住在这酒坊里。所有的财产，一律没收了。当然酒也没收了啊！

“义成老烧房”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每只可装二十担水的大口缸，装满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酒，此外，封着口的酒缸，大约在一百缸以上；已经装好瓶子的，约有几千瓶，空瓶在后面院子内堆的像山一样。

“够不够你过瘾的？今天真是你的世界了！”老黄带诙谐和庆祝的语调向我笑着说。

真奇怪，拿起茶缸喝了两口，“嗳呀！真好酒！”喝到三四五口以后，头也昏了，再勉强喝两口，到口内时，由于神经的命令，坚决拒绝入腹，因此除了鼓动其他的人“喝啊”以外，再没有能力和勇气继续喝下去了。

很不甘心，睡几分钟又起来喝两口，喝了几次，甚至还跑到大酒缸边去看了两次。第二天出发，用衣服包着三瓶酒带走了，小休息的时候，就揭开瓶子痛饮。不到一天，就在大家共同欣赏之下宣告完结了，一二天内部队里茅酒绝迹了。

熊伯涛（1904-1975），湖北黄陂人，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第二炮兵顾问。开国少将，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参谋长。

在鲁班场战斗中，熊伯涛及战友担任仁怀及茅台两条大路的警戒，除了侦察地形和进行军事教育以外，“时常打听茅台酒的消息——特别是没收土豪时，但是所得到的答复常是‘没有’”。这一记录表明，红军将士中，颇有十分了解茅台酒者。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茅台酒在近代中国所享有的名声，恐比我们现在已知的都还要大。

红军到达茅台后，经过战斗消灭了大部分守敌，“俘获人枪各数十，和枪榴弹筒一，并缴到茅台酒数十瓶，我们毫无伤亡，战士欣然给了我一瓶，我立即开始喝茅台酒了。”茅台酒及红军将士饮用茅台酒，是熊伯涛“茅台酒”一文后半部分的主题。熊文无论是文笔，还是故事讲述的技巧，至今读来，仍足以吸引人。

那么，熊伯涛“茅台酒”一文又有着什么样的创作背景和发表经过呢？

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后，为了向国内外友人宣传中国革命和长征，也为了出版以筹集资金，中央有了编写一本长征相关书籍的打算。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联名向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去了电报和信。

电文为：“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信件云：“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著《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序页第3-4页。）

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30余万字，定名为《二万五千里》，装订成上下两册，但直到1942年方得出版，且印数有限。

总政治部宣传部 1942年11月20日在出版说明上如是写道：“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本书的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著《红军长征记》“原出版者的说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序页第2页。）可见，就算是在此书正式付印之后，也是有保密限制的，与当初公开出版发行以筹集经费之初衷略有偏差。

而熊伯涛《茅台酒》一文，正是此书中的一篇。从最初设想中公开出版的《长征记》，到内部印行的《二万五千里》，书名虽有变更，但熊伯涛《茅台酒》一文，是为此书所创作，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可以推知，《茅台酒》一文写于红军长征经过茅台之后、1936年9月5日《长征记》征稿截止之前。最有可能的创作时间，在中央下达征稿的电文和信件到征稿截止之前，即1936年8月5日到9月5日之间的一个月内。文章在编辑过程中，是否有编辑者的改动，我们不得而知。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二万五千里》重排出版，定名《红军长征记》，熊伯涛《茅台酒》一文，才被更大范围的读者所知。

熊伯涛“茅台酒”一文中关于茅台酒的记载，是红军将士中较早书写与宣传茅台酒的珍贵材料，但也有一些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如其说到的“义成老烧房”，当是“成义烧房”之误。“成义烧房”所出品的茅台酒，俗称成义茅酒，其为贵州近代民族资本家华氏家族的产业。其时，华家除了继续经营盐业外，其更多的产业布局在印刷出版等方面，茅台酒仅是其家族产业中的一环。华家常住贵阳，故熊文说成义主人“是当地有相当反动政治地位的人，听说红军来了，早已逃之夭夭”一语，恐也不是事实。

作者简介：郭旭，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人，贵州商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江南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期从事酒文化写作和酒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