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浩瀚的历史上，从四五千年之前即出现了一个个举世闻名的文明策源地，产生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但是，这些文明的光辉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样的短暂就销声匿迹了。唯中华民族，虽然也经历了无数战争的创伤和朝代更替，也有过被人欺辱的历史，五千年来却始终一脉相承，积淀了无以计数的宝贵财富。“艾灸”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历经漫长岁月，去伪存真，在千年过后的今天依旧盛久不衰。

　　1973年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足背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指出经脉循行部位、所主疾病及其灸治所宜等，在同时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在配合药物治法同时，还例用了灸法、角法、浴法、熏蒸法、熨法等，说明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灸闻不但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有了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足背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首次记载灸的医学典藉，提到的各种经脉病证以及心痛、癃、癫狂、咳血、耳聋、曀等急难病证，均可采取灸其所属经脉之法进行治。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一些病甚至可以“久灸既息则病已矣”

　　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把灸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从灸的起源到各种灸法及其适应症，书中记载颇多。《素部异法方宜论篇》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哉也，基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芮。故灸芮者，亦从北方来”。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民的生活习惯及发病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灵枢.经脉》说：“陷下则灸之。”《灵枢.官能》指出：“针所不为，灸之所宜”，“阴阳皆虚，火自当之”，说明灸的 适应症很广，有些疾病应用灸更能取得治效果。《素问.骨空论》曰：“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失枕……灸脊中”。《灵枢.癫狂》曰：“治癫疾者，……灸穷骨二十壮”。对临床上治内脏疾患并有成效的背腧穴，《灵枢.背腧》中强调：“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盛泻之，虚则补之”。《素问.血气形志》曰：“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灵枢.经水》曰：“其治以针艾”，说明在《黄帝内经》成书前，针石和艾灸结合应用治多种疾病已经很盛行，甚至在历史传记中也有灸的记载。

　　《左传》载：“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不可为也，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这里的 “攻”即指灸法。在非医家的著作中也可窥见艾灸之痕迹。如《孟子《左传》离娄篇》：“今人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影响的深远。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虽以方脉见长，但对许多病证都有“可火”，“不可火”，“不可以火攻之”，的记载，说明灸已有了适应症与禁忌症。在治少阴病方面，仲景十分重视灸治，《伤寒论》说：“少阴病，吐利，……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等。《汉书.艺文志》中综合我国古代治病方法为“箴、石、汤、火”，火灼是古代治病四法之一。灸法在古代曾是帝王、诸侯、将相治病诸法之上乘。临床实践证明，灸效不亚于针效，故灸法在历史上曾列箴、石、汤三法之前。

　　三国曹操之子魏东平王曹翕著《曹氏灸方》七卷，为最早的灸专著。所载施灸孔穴增多，施灸的禁忌也较以前诸书具体，并申明禁灸原因。

　　西晋皇甫谧编纂的《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艾灸专著，它汇集了《素问》、《》、《明堂孔穴治要》等三总书的内容，详尽地论述了脏腑经络、脉诊理论、腧穴部位、艾灸法及禁忌、病因病理及各类疾病的证侯、艾灸取穴，把艾灸专门化、系统化，对艾灸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对霍乱吐利，以及急救等亦注重灸。

　　南北朝时，灸法盛行，《南史?齐本纪第四》记载：“贵贱争取之，多得其验，二十余口都下大盛，咸云圣火，诏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由此可见，当时灸在民间已盛行。

　　唐代，在唐代灸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之法，丞为之弍;其属有四：曰医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唐朝建有医科学校，并设有艾灸科，由针博士教授，唐太宗又命甄权等入校订《明堂》，做《明堂人形图》，足见唐朝对艾灸的重视。孙思邈撰集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提倡艾灸并用，特别是他识真胆雄，注重灸量，施灸的壮数多至几百壮。他还绘制了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明堂三人图》，“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在《千金方》中就有关于艾灸和药物结合运用于临床的记载，如隔蒜灸、豆豉灸、黄蜡灸、隔盐灸、黄土灸等等。《千金要方?七窍病下》中还有竹筒及苇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耳病的“筒灸”，这是灸利用器械的鼻祖。因孙思邈有功于医道，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曾多次召见了他。在唐代与孙思邈有同等业绩的是王焘，他的《外如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倍加注重灸的应用。他指出：“圣人以为风是百病之长，深为可犹，故避风如避矢。是以御风邪以汤药、艾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虽曰针、汤、散，皆所不及，灸为其最要”。并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此外，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是专门介绍灸治痨病的，而《新集备急灸经》则是灸治急症的专论，在唐朝已有了“灸师”这一专门职称，这些都说明在盛唐时期，我国灸学已正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宋代，更加重视在医中的作用，并将列为十三科之一，使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著名学家王惟一撰集的《铜人腧穴图经》在刊印流传的同时，还刻于石碑上，不但便于抄咏，而且可防刊行之误。其设计制造的铜人模型丙具，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对孔穴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是艾灸史上的重要成就。王执中的《资生经》以及其前后的《小儿明堂经》、《膏肓俞穴灸法》、《西方子明堂灸经》以及《明堂经》、《经》等，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丰富了灸学的内容。此外，宋代的书籍中还有“天灸”或“自灸”的记载，这是利用某些刺激性药物如毛莨叶、芥子泥、旱莲草、斑蝥等贴在有关部位上，使之发泡的方法，它是不同于温热刺激的另一类施灸方法。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医方书中更多收集了大量的灸内容。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是记载以灸法治各种疾病的专著，书中还记载有“睡圣散”，使病人昏睡后施灸，这是灸法应用于麻醉的最早记载。《扁鹊心书?须识扶阳》指出常灸关元、气海、中脘等穴，“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长寿”。灸法在宋代皇宫中得到宠遇，宋太祖曾亲自为太宗皇帝施灸并取艾自灸《宋史》：“太宗尝病亟，帝往观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

　　明代是我国的全盛时期，其间学家倍出，其中杨继洲的《大成》对学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颇有影响于后世的专著。徐凤的《大全》、高武的《聚英》、张介宾的《类经图翼》、汪机的《问对》等，都对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明代，参照古代树枝灸的方法，又有“桑枝灸”及用特制的桃木棍藮麻油点火后吹来趁热垫绵纸熨灸的所谓“”，以及近代应用的艾条灸及药条灸，这些均可以认为是灸法和古代熨法的结合应用。此外，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是用灯草藮油点火在病人皮肤上直接烧灼的一种灸法;出有利用铜镜集聚日光，作为施灸热源的所谓“阳燧灸”，近代则必用透镜集聚日光施灸的“日光灸”。明代医学家李言闻(李时珍之父)称赞艾叶“产于山阳，采于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李时珍称艾叶“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则直透彻为弃也”，故蕲艾因此而闻名全国。他在《本草纲目》中曾有35处提到艾和艾灸的用途及灸法，“艾灸用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其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大矣”。

　　清代吴谦等人撰集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用歌诀的形式表达刺灸的各种内容，便于初学和记诵。清代吴亦鼎的专著《神灸经论》是我国历史上又一部灸学专著，它标志着我国灸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雷丰的专著《灸法秘传》，对灸法的认识和应用更上一层楼。清宫医案里记载：光绪34年，太医院的御医用蕲艾加以药物粉碎揉搓后，再用绫绢包裹制成六寸宽的腰带，给光绪皇帝系在腰间来治腰胯疼痛，以补汤药之不及。

　　建国后，艾灸在医、科研、教学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级院开设了艾灸科，综合医院以及卫生院也开展了艾灸医，全国以及各省市均先后建立了一批艾灸研究机构，一部分学院还专设了系。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筹建北京学院。近年，为了继承发掘艾灸法，卫生部组织人力对一批古典艾灸著作进行校勘整理。今天，艾灸学又进一步得到了新生和发展。

　　灸对世界医学也有很大影响。公元562年(陈文帝天嘉三年)秋八月，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一百六十养卷越海东渡，将我国的艾灸法传入日本。公元608年9月，日本推古天皇遗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习医学。我国的医学传入朝鲜约在公元五世纪。公元692年，古朝鲜医学教育以《甲乙经》、《明堂经》等教授学生。朝鲜和日本把艾灸作为他们传统医学的重要部分保流至今。

　　以后艾灸法又传到东南亚、印度，以及欧洲。我国的艾灸之花，现在已一放在世界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医学的组成部分。如今国内已有专业的集团公司对我们的艾灸法、艾灸养生文化进行专门推广，发展国际化连锁经营，广泛传播艾灸养生文化。中艾堂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传承艾灸养生法，弘扬养生文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艾灸养生行业的标杆企业。